法制日报记者 王斗斗

1918年，鲁迅在《狂人日记》结尾所发出的一声“救救孩子”，惊醒了一个时代。

90多年过去了，“救救孩子”依然是不容回避的现实。数据显示，未成年人犯罪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2004年至2008年，人民法院判处未成年人罪犯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12%。

该拿什么方式来拯救犯罪未成年人？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说，少年法庭在多年改革探索实践中，创立了一套独具特色并富有成效的审判工作制度和机制，这些制度和机制构成了中国特色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

社会调查员摸底失足少年

17岁的王笑(化名)就读于上海一所职校，今年1月的一天，在与朋友吃饭时书包被偷无法回家。身无分文的他抢了一名女子的拎包。

案发后，法院调查发现，王笑系初犯，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为最大限度对其进行教育、挽救，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少年庭创新引入社会调查员的特殊庭审模式。

由王笑的班主任沈老师担任社会调查员，调查王笑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成长经历等，并形成全面的书面调查报告。

庭审中，沈老师以社会调查员身份宣读了这份报告，并接受公诉人等质询后，作为法庭对被告人量刑时的参考依据。最终，法庭以抢夺罪判处王笑拘役6个月。

普陀区法院少年法庭庭长黄蓉介绍，社会调查员主要是由社区矫正社工和被告人所在学校老师担任。借助调查员社工的身份在审前提前介入，有助于判后未成年被告人在社区的帮教和矫治工作。实现调查主体的社会化，有利于深入调查被告人的社会背景，在法庭量刑时作出客观的建议，提高审判质量。

寓教于审让少年迷途知返

每当看到那些站在刑事被告人席上的花季少年，尚秀云的心情总是无比沉重。

作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一名法官，作为一位母亲，“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我都有责任在公正司法的同时，教育、挽救这些失足的孩子。”尚秀云说。

在尚秀云的办公桌上，有一个船形的笔筒，上面写着“我将扬帆远行，希望法官妈妈一帆风顺”。这是一名少年被告人送给她的礼物。

当年，这个15岁的孩子跟着工读学校学生入户抢劫两次。尚秀云了解到他平时跟妈妈感情特别好，就要求他写了篇作文《让妈妈不再流泪》，使他意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妈妈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后来，他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

缓刑期满后，为了让他顺利考入重点大学，尚秀云到学校交涉，把他的犯罪材料从档案中抽出来，转到少年法庭保存。后来，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一所重点大学。

尚秀云认为，少年审判与普通刑事审判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侧重庭审的教育作用。少年法庭的庭审不仅是一个查明事实、辨法析理的过程，还是一个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人生观、世界观教育，使其深刻认识罪行和错误，痛改前非的特殊课堂。

U字型法台将法庭变“课堂”

未成年人刑事审判要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法庭的设置形式也要体现这一原则。尚秀云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海淀法院根据未成年人被告人多为在校学生，课堂、老师是他们最熟悉的环境这一特点，大胆尝试将法庭变为“课堂”，将被告人席的“黑笼子”、“冷板凳”变为样式精巧的“课桌”、“课椅”。

法台设置以未成年人为中心，形成大写的“U”字型。合议庭位居圆弧中部，公诉人、辩护人、法定代理人和帮教席分别在同一弧线上，体现了审、控、辩、帮四方既各司其职，又在教育挽救未成年被告人上形成合力。

“20余年的审判实践证明，这样的法庭设置大大缓解了未成年被告人在法庭上的紧张心理。”尚秀云笑着说。

除此外，公诉人、辩护人也觉得恰到好处，便于执行职务，而未成年被告人的家长也感激能在这样的审判环境中跟孩子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