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有西按]此文本是为杨金柱的前线报道写的一篇按语,不想写成了一个独立的专论.在繁忙的大量事务中,在对北海案七律师工作的关注中,利用三天的支离破碎的时间,我完成了这篇11000字的专论,也算是个意外的收获.既是对北海案的一个阶段性的小结,也是我这些年对中国刑事诉讼问题的思考结晶.只写了八个方面,还有其他的许多问题,没有时间写了,我会在后天的中国法学会巡回讲坛的成都演讲中展开阐述.下半年<刑诉法>大修,很多的问题,第一线的律师才是最有发言权的.大的方面,有对前苏联专政思维的清算和反思,小的方面,有大量李庄案北海案的血的现实.期望更多的立法专家\学者\法官\检察官\律师\有兴趣的网民朋友,都来看看我的这篇文章.中国的<刑诉法>,没有一种全新的思维,进行小修小补,是搞不好的.期望大家都抓住这次修法的机会,提出真知灼见.
北海律师案的《刑诉法》意义
陈有西
主要由杨金柱律师发起、陈光武律师亲自率领的北海法律援助律师团伍雷、朱明勇、杨名跨、张凯、王兴六位律师，严格按照中国现有的《刑事诉讼法》权利，进行有利、有理、有节、依法的工作，在到北海后48小时，就迫使北海警方释放了三个律师，一个证人（以取保候审的方式）。同时，杨金柱最早接到救助呼吁的杨在新律师，反而被以主要嫌疑人身份批准逮捕。根据北京媒体记者的调查报道，在律师团到北海当天，广西警方在南宁进行了高度保密的内部磋商。可以看出，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下，不管一些地方法制已经被损害到何种程度，在公开化、法制化的社会舆论面前，法律仍然是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武器。任何强权，都不可能毫无顾忌。律师团的作用，只是用自己的无畏精神、深厚的法律功底、履险恭亲、精诚大义，让人民实实在在地看到了法律的光辉，看到了正义之师的力量，看到了当前中国正义的声音并没有完全凐灭。
事件发展到今天，经过律师团的会见和调查、阅卷，已经可以明确地说，北海参加伤害案辩护的四个律师绝对是无罪的。三个证人也绝对是无罪的。四个伤害案的被告，是否冤枉现在还不好说，但是，有罪则判，无罪则放是基本的法律原则。不能一个刑案，开庭了十个月还不判，让检察院、公安局去抓证人、抓律师，批捕律师。这充分显现了中国现在一些司法机关滥用职权违法犯罪，冲破基本的法律底线，已经到了无所顾忌的地步。
中国的《刑事诉讼法》第168条规定，法院一审案件受理后，应当一个月内宣判。至迟不能超过一个半月。特殊复杂案可以经省级批准延长一个月。也就是说，最长只能是二个半月。而北海中级法院从受理到判决，已经严重违法。受理到开庭的时间不算，仅公开开庭到现在，也已经十个月过去了。《刑事诉讼法》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刑事法庭必然遵守的基本法，在他们眼里基本上就是废纸，一钱不值。因此，一审法院的违法，无需其他证据，已经可以确认。法院违法，这是当前中国一个极为严重的大问题。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法院这个违法，是负责法律监督的检察院要求进行的。检察要求法院无限期休庭，然后将材料移送公安，让公安去查出庭证人的“伪证”。公安于是抓了三个证人，想固定刑讯逼供的口供作为证据，把冤案判掉。关押证人作出虚假口供后，又抓出庭指出公安证据虚假、有刑讯逼供的四个律师。因此，北海的法、检、公这三个司法机关和准司法机关，已经是集体在篾视法律，集体严重违法。
更为严重的是，经过《财新网》记者向北海公安局的采访，公安机关明确告知这是北海市政法委协调、督办的案件。北海的律师反映，北海市司法局、市律师协会都事先接到通知，不准当地律师参加维权，不准接受记者采访，不准配合外省律师救援四位被捕律师。
这些情况，清晰地展示了，在北海，所有的司法机关的独立执法的防线都已经失守，有的只是权力的魔爪，只是意气用事，只是报复，只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唯独没有了法律标准、没有了良知，没有了对基本事实和基本证据的尊重。
北海案的起因非常简单，也没有太复杂的背景因素，只是公安机关迫于“命案必破”的压力，办案粗了一点，可能搞错了嫌疑人，搞错了在场人。这样的案件，出错本来很正常，经过法庭审判，查明真相，有罪判掉，搞错就判无罪，很简单。但是我们的法庭、检察院、公安机关，容不得这种挑战，特权思想和有罪推定思维把他们自己一步步逼上了悬崖峭壁，变得没有退路。因此，这不是个别地方的事，而是一种法律思维的通病。全国抓刑事律师的案件，好多都是这种特权思想、有罪推定、“老子惹不得”思维造成的。这个案件，我们要这样高度关注，除了为了四个无辜律师同行的不被冤屈之外，我们更深层的思考是，中国需要一部什么样的《刑事诉讼法》。
北海律师案，到底体现了哪几个中国刑诉的基本问题呢？能够给全国人大这次修法，带来哪些启示呢？
第一，是公、检、法的程序权利问题。
中国刑事诉讼中现在的一个最大问题,是没有经过法院判决前,可以以侦查嫌疑人的身份,把人关上一年多。除了正常法定的时限外,检察院的两次退查可以拖五个月,法院的内部请示批准可以延长一个月,公安以发现新罪为名可以重新计算时限,检察院可以要求延期审理,法院要求律师配合由律师出面申请延长,法院的委托鉴定证据的无期限推迟,如果这些程序权利全部都用起来,一个刑事案从拘留到一审判决,可以搞一到二年多。如果是纪委的反贪案件，则前面的以“双规”名义关人限制自由，也可以搞一年半年，这样，一个人没有经过审判决定，就可以失去自由一到两年。由于中国现在的公检法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协同办案，一旦出现错案，为了掩盖追究错抓的后果，就会对已经关押的时间作出有罪判决。这一个罪名定不了，就找其他罪名，以判出冤案、造成既成事实，来掩盖前面的抓错关错。这就是当然中国大量冤案由法院故意铸成、大量冤案无法及时平反、涉法上访不断高涨的根本性原因。由于中国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强势地位，法院的腐败和不干净，法院都怕公安、检察、纪委，侦查机关现在都有恃无恐，普遍滥用这种程序权力来绑架法院，故意拖延办案。一次次退查延长，造成已经关押一二年的既成事实，法院不判也得判，迫使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如果法院不同意配合，公安就通过政法委、检察院就通过纪委向法院施加压力，迫使法院判决。大量的冤案就是这样铸成的。因此，不从立法上制约这种事实上未判先关的现状，中国的人权状况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好转。冤案不但不可能消除，还会越来越多。那些今天在制造冤案的人，自己往往也受到这种体制的报应，一旦蒙冤，再无拯救之途。我辩护过的好多政法机关、纪委的前领导，有大量这样血的事实。覆巢之下，难有完卵。
第二，是限制中国公民人身权由谁决定的问题。
中国的刑诉法，决定了公安的刑事拘传权，刑事拘留权。这样公安独家可以决定关人37天。没有任何权力可以制约他，没有任何渠道可以对无辜嫌疑人进行救济。因为这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权力。在法制健全的国家，警察没有长期限制人身自由的权力，必须要经过法官的聆讯，有的要由治安法庭、治安法官组织羁押庭听证。有的国家（象荷兰），警察限制人身自由的权力只有三天，如果法庭不同意，必须取保放人。
另外，中国还学习前苏联的专制的检察体制，设立了同法院平级的检察院，把批准逮捕权给了检察院。一个刑事案件，公安机关报请检察院批准逮捕后，公安机关就有三个月的侦查关押权。报到省级检察院批准，还可以再延长二个月。检察院还有一个月的审查起诉权。两次退查，公安、检察又有五个月的关押权。因此，在中国目前的《刑诉法》框架下，公安和检察环节，就可以决定将一个人关押一年多。而这些关押环节，没有法官批准，没有律师和嫌疑人抗辩的机会，只要公权机关单方决定就可以一直关押。
因此，修改现有的《刑事诉讼法》，引进其他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羁押聆讯法庭”制度，是保障中国大陆基本人权的必须走的道路。刑事拘留到案后，应当对嫌疑人有一个救济渠道，可以见律师，可以申请取保，可以申请由法官审查要不要关押。不能由办案机关自己决定要不要关押侦查。因为所有的办案机关，为了破案需要，破案方便，都希望随意地把人关起来。关得越长越好，尤其是一些久侦难破的案件。因此，必须限制侦查机关的关人权，侦查机关无权自己决定关人，这要成为一个法制健全国家的基本人权原则。
第三，是“关押侦查”还是“取保侦查”问题。
我到欧洲国家访问，到香港律政司考察，他们的刑事案件中，关押侦查的10%都不到。只有严重刑事犯罪，放在社会上有可能危及他人、危及被害人、危及证人、有可能逃跑的、出国不归的，才必须关起来侦查。因为他们的定罪，不是靠口供，而是靠大量的无法改变的客观物证和书证。对于证人，也必须出庭作证才有效，不能靠有矛盾的证言，来迫使法院认定。
因此在他们的司法中，不可能存在中国大陆一样如此严重的普遍抓证人、吓唬证人、迫害证人逼取口供的问题。因为只要有一个证人控告警察对他威胁和迫害取证，法院就会作废这个证言。
而我们大陆，反贪污贿赂案件，抓证人已经是百分之百。证人被惨无人道地迫害，已经比比皆是。因为我们的刑法中有“行贿罪”，“贪污罪”中有“共犯”，如果法庭采信书面记录证词，而不需要出庭作证，所有的侦查机关必然会通过“行贿罪”、“共同贪污罪”抓证人，来逼取证言，来组织他们的指控证据，无一例外。因为我们的《刑事诉讼法》给了他这个方便。中国的法庭给了他书面举证的方便。
我这些年在好多文章中一直揭露，中国的刑讯逼供，总根源在法院。中国的法庭大量地采信了侦查机关的刑讯逼供的证据，助长了侦查机关的这种违法办案现象。一个显而易见的证据是，所有的已经发生错杀的严重刑讯逼供案，法院刑事判决书中没有一份写到刑讯逼供。而现在查明的刑讯逼供，象赵作海、佘祥林、杜培武冤案，没有一个不是发生了惨无人道的刑讯，没有一个不是律师当庭指出而被法院视而不见的。
因此，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在这个法条上必须进行重大改革。必须坚持对90%以上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取保侦查。关押侦查，只要保留10%左右即够。只限于杀人、伤害、抢劫、盗窃、强奸、爆炸、恐怖犯罪、投毒、贩毒等严重刑事犯罪的嫌疑人，有可能串供、威胁证人、隐匿转移财产、逃跑、出国的犯罪嫌疑人，和交保释放期间再犯的人。对于财产型犯罪、经济犯罪、职务犯罪、国家秩序类犯罪，一律可以取保在外进行侦查。
取保侦查的条件，以财产和其他人身类证件限制进行制约。交保的取保金，可以限制到足以让其自动回到法庭为限度。交保的审批权，必须归于法庭。由法庭进行保释听证。就同台湾地区陈水扁的案件一样。这样，刑讯逼供就能够从制度上进行消除，迫使公安机关转向靠客观物证、书证、现场鉴定等客观证据组织指控，真正实现重证据不轻信口供。
这样一来，轻犯、年轻嫌疑人，可以防止在看守所被“二次污染”，履历污点少，回归社会容易。看守所压力可以大大减轻，可以大量撤并，只负责关押真正对社会有危害的嫌疑人。而监狱里关的，是经过公开开庭审判确认后，真正有罪的罪犯。中国大陆的司法，才会真正的文明，实现打击极少数坏人，保护绝大多数好人的刑罚目的。
因此，取保制度改革，应当作为这次《刑诉法》修改的一个重点。
第四，是法庭控、辩双方的平等问题。
北海案非常清楚地展示了中国刑事法庭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控辩双方地位的严重不对等。对于一个存在严重刑讯逼供可能的、法庭出现的事实，法庭调查的重点，本来应当是查明刑讯是不是存在，而不是帮助公安机关掩盖刑讯逼供。刑讯逼供这一指控，不利方是检察院，因为容易摧毁他的证据防线；不利方是侦查机关，因为警察可能涉嫌犯罪。因此，在一个独立超脱的法庭里，这个问题的出现，对公安、检察才是有危险的，对辩护律师是毫无危险的。
但是，在中国的刑事法庭，这种危险居然倒过来。被抓的不是搞刑讯逼供的警察，而是指控揭露这种违法现象的证人和律师。这在世界的刑事司法中，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除了专制不开化的国家，其他文明法治的国家不会有这种荒唐的事件发生。
这种情况是如何产生的呢？原因同样在于中国现在的《刑事诉讼法》。检察和法院地位一样高，他不是同律师“抗辩平等”的。他不但可以高于律师，其实还高于法官。因为刑诉法规定了他有权代表国家监督法庭进行审判。理论上是监督法庭严格执法，但是我们的检察官没有这样超脱高尚。见到的几乎所有事实，是监督加强他的指控观点，而不是公允的司法。他们认为我的观点就是代表国家，就是代表法律正义。因此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侵犯了，我就休庭，就去威胁证人，就叫公安局或者干脆直接就自己抓证人、抓律师。他有直接向法院打听审判内幕的权，这叫“联席会议研究”，律师打听消息就是违法。轻则吊照，重则判刑。他有参加审判委员会的权，提出“列席建议”，你如果不听，我回去《检察建议》就发给你，请政法委协调压你。律师如果打听审委会、合议庭观点，则涉嫌违规和犯罪。在最近高法、高检的《量刑指导意见》中。检察院的观点叫“量刑建议”，说同《检察建议》一样，法院必须重视；而律师的那叫“量刑意见”，只可作为参考。
我们刑诉法的权力架构的设计就是这样的。它体现了苏联旧法思想对中国的根深蒂固的影响。检察认为，我是公共权力，代表国家公诉，维护国家安全；而你律师是给杀人犯、强奸犯辩护，你跟杀人犯、强奸犯立场差不多。你的意见不能同我的平起平坐。60年苏联旧法思想教育影响下来，我们很多检察机关的同志，包括高层，受了苏联遗毒的很深影响而不自知，还以为他有坚定的法理基础，这种法庭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的。你要探讨，就是违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是自由化和西化，必须批判。但是我们的《刑诉法》同样又规定，控辩双方在法庭上地位平等，法院必须平等听取意见。《刑诉法》的这种极为严重的逻辑悖论问题，先天地隐藏在它的固有条文中，执行起来于是就乱象丛生。
律师地位必须与控方平等。《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不是小补小修，而是要从根本诉讼架构模式上，进行重新构建。必须取消检察院列席审委会的权利，律师不知道，检察院也不能知道，让法院独立讨论。必须取消检察院的法庭监督权。法庭审判必须是完全超脱独立、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干预的。更何况是法庭审判中的一方。他们只对法律和事实、证据负责。检察院可以列席，法庭抗辩另一方律师也必须可以列席。让运动员来监督裁判员，裁判关门评分要让运动员来参加意见讨论，这是中国法律最为荒唐的一种设计。是前苏联为了加强专政镇压，契卡指挥法庭，而设计的一种非常愚昧的制度，被他们送给了我们中国。
第五，律师出庭人身自由权保障问题。
中国律师因为法庭辩护被捕被判，现在已经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事实了。现在各地抓律师的势头方兴未艾。北海这次放了卫星，6月11日李庄刚从重庆南川监狱出来，北海一下就抓了三个证人四个律师，一个不剩。
北海律师的无罪，其实只要稍有正常思维和冷静客观头脑的人，都能够分析出来。第一，四个所的律师不会在同一案、同一时间、同一法庭犯同一个伪证错误。第二，四律师收费多则8千少则6千,以违法成本理论,他们不值得为一个小案的这点钱去冒一辈子代价的风险，触犯法律的风险，不可能他们会一起这样没有头脑，断送来之不易的律师证，付出人身自由和一辈子声誉的代价。第三，李庄案案例在先,刚刚释放还没有平反，全国律师尽人皆知，没有一个律师再会去碰这个雷池，不会以身试法，避嫌还来不及；第四，四律师的所有会见，都有防伪证告知、证人签字和手印，以及录音证明。他们没有引诱证人，妨碍证人，所有证据都已经事先有防范。这些事实，只要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贸然去抓律师。
但是北海就是抓了。法庭上的理屈词穷，一个社会影响大、已经大肆宣传破案的案件十个月判不了，法院、检察、公安迁怒于律师。他们认为就是律师在捣蛋，就是律师在引诱证人和被告翻供。在公检法合作办案、公安又有抓人权、检察又有捕人权的环境下，先抓证人、后抓律师的模式再次上演了。
法院没有十个月拖着不判的权力；检察院也没有未经退查，又要求公安去进行侦查、抓证人的权力；公安更没有案件已经进入审判阶段，自行又对证据进行侦查性补强，抓出庭证人、抓出庭律师直接干预法庭的审判。但是在联合办案、十个月不判这种环境下，一切都成了可能，成了现实。刑事法庭上，公安、检察和律师本来就是针锋相对的。这种相对，如果设计成一方有抓另一方的权，那么另一方被抓就会成为常态。争论不过如果就可以抓人，那争得恼羞成怒后必然就是抓人。
其实旁听过三场刑事法庭就可以知道，法庭上的大量伪证、不实证据，是公权机关公安局、检察院提供给法庭的。刑讯逼供的证据，就是最大的伪证。但是有没有警察、检察官伪证罪？没有。只有律师伪证罪、妨害作证罪。公权机构只有刑讯逼供罪。把人搞死、搞残才算犯罪，弄出伪证提供给法庭，没有罪。事实上也从来没有人被追究过。如果平等的追究诉讼当事人，控方、侦查方都是当事人，追究他们的伪证罪，很多警察、反贪局的人，很多纪委的人都可以追究。为什么伪证罪专门针对律师？
因此，《刑诉法》修改必须加上保障律师履职期间的人身自由权的绝对性条款。律师辩护期间，为履行辩护职责所进行的任何行为不受刑事追究。有人认为这会放纵律师伪证行为。这是不用多虑的。一是绝大多数律师不会去引诱伪证，他有执业纪律和市场的淘汰机制，二是有自己的信誉和责任的制约，三还有法庭审判确认伪证、案件结案后的刑事责任追究。四是个别律师伪证，同全体律师不敢真辩相比，两者权衡的价值取向，是必须鼓励律师真辩，保护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防止司法专横和冤假错案。因此，在律师履行职务期间，必须绝对禁止抓律师，以防止用职业报复使律师辩护权严重受损，最终损害委托人权益，导致更多的冤假错案。
第六，证人权利保护问题。
《刑事诉讼法》有明确的证人保护、不得威胁、引诱证人、必须在客观宽松环境中向证人取证的明确规定。但是，这些年中国的刑事证人大量地被威胁、被关押取证的现象，每天都在发生。这种威胁不是来自于社会犯罪力量，相反是来自于公权力。其原因，第一，就是前面说到的法庭大量釆信证人的笔录证言，而不要求他当庭作证。第二，就是《刑法》中的307条，证人伪证罪。
追究证人伪证罪是必要的。但是必须限制公权力的胁迫取证和关押取证。不能逼迫证人按自己的意图作证。证人作证地点必须是自由的、自愿的。而不是变相关押的。只要发现是关押取证的，威胁取证的，交易收诺取证的，法庭一律作废，而不论其是公权力取证，还是律师取证。应当当庭裁定证言无效，以当庭作证为准。
北海四律师案和重庆李庄案一样，对律师的危险，都是来自于抓证人。李庄案六个证人被抓，关押的被告成了检举律师的人；北海案三个证人被抓，一个月后四个律师也被抓。律师的价多风险中，一个很大的风险是来自于证人的风险，很容易搞成律师伪证罪。明明公安的证人证言是刑讯逼供的假证言，律师取到的是真相证言，但是由于公安、检察有抓证人的权，律师没有这个权，公权用威胁、离间、许诺、减刑、从宽等引诱，很容易把证人搞得对自己有利。公安检察把证人抓进去，再固定好假证言，说成是真实的。然后就可以追究律师了。问你现在已经说了，签字了，录像了，你以后不准再翻供了。那么你当时为什么不老实翻供？证人于是就说我翻供，是律师教的。然后公安局就可以以此作为证据来抓律师。一旦可以抓证人，是很容易固定出对公安、检察院有利的证言的。假供就变成真供，律师取到的真证，反而变成了伪证，律师就可能被抓。还有很多的污点证人，比如行贿者，本身就有判刑的风险。很怕检察、公安。公权力以判缓刑，不起诉、认罪态度好、认定自首等诱饵引诱，基本上没有不成功的。而证人一旦反水，律师就有了被抓的由头。等你关了一年后查明没有帮助伪证、妨碍作证，但是牢已经坐了。
因此，必须保护证人的权利。《刑诉法》对关押、迫害、引诱、交易证人取证、其他非法手段取证，应当规定证言无效。作证地点应当由证人自己选择，只要是证人，人身自由必须保障，来去自由；同案嫌疑人口供，必须到庭质证，不能直接作为证言采信。
第七，证人出庭问题。
北海案再次展示了中国当前刑诉中证人地位岌岌可危的现状。刑事审判，以法庭为中心。侦查机关侦查中取得的证言，律师调取证取得的证言，都要经过法庭的公开质证和检验，方可作为定案证据。
这里包含了一个法庭中心主义的法律原则.因为法庭上不可能有刑讯逼供,如果威胁证人,引诱证人,会受到对方的指出和反对,会得到法官的制止,会受到旁听公众的监督。当庭证言，其效力和可信度明显高于公安机关封闭审讯中获取的口供。因此，证人证言，必须以当庭作证，为最高效力。此前公安取到的、律师取到的，只要证人上了法庭，一律以当庭当证为准。
但是北海案不是这样。他们的审判是为了巩固指控，而不是为了查明真相。当证人当庭作证对他们的指控不利时，他们选择的不是反思错案，而是抓证人逼取他们所需要的口供。2010年9月，案件开庭审理时，杨在新律师向法庭申请3名证人出庭作证，并出示了3名证人的证词。当日庭审时，被告人裴金德、裴贵和杨炳棋当庭推翻此前供述，否认曾劫持黄焕海到码头并殴打致死抛尸大海，当地公、检、法不是引起高度重视，反思有无冤错，反而以有罪推定的观念，认为是律师刁难，引诱伪证和翻供，妨碍了他们打击犯罪，“致使案件审理工作陷入僵局”。被告杨炳棋在律师会见他时，曾透露自己在海城公安分局遭到刑讯逼供。公开开庭5个月后，出庭作证的宋啟玲等3名证人被北海市公安局采取强制措施。原定“包庇罪”，后定“伪证罪”。其中一个女证人系早产哺乳期，照样被没有人道地违法抓捕，至今关押。北海官方通报称，公安机关经过审讯，4被告人承认翻供是受律师的教唆所为，并证实3名证人涉嫌作伪证包庇被告人。
这里有一个严重的问题：证人当庭作证说出真话，立即会招致公权力的报复，被抓被关。“不得威胁、引诱、迫害证人”的《刑诉法》的法律规定，在现实执法中被肆无忌惮地违反。“哺乳期的妇女不得关押”的明确规定，也被直接违反。而把所有三个证人、四个律师和四个被告一样关起来后，这十一个人见不到一个律师，没有任何说出真相的机会。然后由公安机关对社会宣布说：他们“都承认了作伪证”、“4被告人承认翻供是受律师的教唆所为”。
这一切荒唐做法，法律上的根源是什么？是中国的法律、法庭，长期允许书面证词，可以代替当庭作证。发展到最后，是书面作证效力反而高于当庭作证效力。把证人关着，控方拿着关出来、打出来的书面证词，法院照样采信，闭着眼睛把冤案判掉。重庆李庄案，六个证人都被关着，然后由检察院、法院说他们不同意出庭作证，一直到8号李庄案宣判后，9号才把六个证人都取保释放。“取保候审”的目的，不是他们真有什么罪，而是再次滥用《刑诉法》权力，吊住证人，一年中不让他讲真话。如果讲了，立即以伪证罪抓回去。李庄助手、被抓证人马晓军，一直到现在，不敢向社会说一句话，只会流泪、向李庄道歉。这次北海案，已经释放的三个律师，一个证人，同样没有一个敢见他的律师，敢见记者。他们的亲属，拒绝一切关心他们的人的问候，不敢说一句真相。因为他们都是待罪之身，“取保”期间。他们都事先受到威胁警告：谁敢说一句话，立即会抓回去。
这样的情况下，证人受威胁、受迫害，已经是明目张胆的。证人证言的虚假不实，也是一目了然的。因此，中国的刑事法庭要真正做到科学、文明、公正，只有确立证人出庭证言的唯一性效力，不被其他书面证言否定的效力，当庭证言只能由当庭再作证证言修正。这样，我们中国抓证人、恫吓证人、迫害证人的现象才能够根本性扭转。这些现实，没有在第一线办案的立法专家，最高法院、高检、公安部的专家，全国人大的一些学者官员，是不会有如此明晰的认识的。他们以为允许书面证词作证，不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不会知道执法第一线已经异化成这个样子。
必须确立：控辩双方有争议的证人证言，必须传证人当庭作证。必须确立，证人出庭作证后，任何机关不得采取基于作证事由的强制措施，保障证人的安全。对迫害抓证人关证人的警察和检察官，必须追究滥用职权罪的法律责任。
第八，取消党委政法委问题。
北海案从一开始,就体现了我国刑事司法中,职能机构的独立依法办事原则被破坏,党委一元化领导司法的弊端。在这次明显违法的刑事司法活动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法院独立审判原则被破坏；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原则被破坏；《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期限被严重破坏；公民权利、证人权利不受侵犯的宪法、刑诉法原则被破坏；直至司法局、律协对这样严重的违法现象不能发声，对自己的被错抓的律师不敢依法维权。一切的一切的总根源，现在已经浮出水面：那是就是以党委政法委名义出现的一个一元化的权力，在肆行无忌。他们可以一意孤行，然后不让司法局和律协说话。而这个权力的目的，只是为了掩盖公安机关可能的一个错案。不惜把国家法律规定的整个刑事法庭程序，打得粉碎。
近年中国曝光的所有冤假错案，几乎百分之百都有党委政法委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根源。已经没有必须隐讳，没有必要回避。佘祥林、杜培武、聂树斌、赵作海，没有一个冤案不是政法委最终协调确定判的。但是最后问责时，都只处理公、检、法了事，政法委的真正拍板者都逃脱了法律责任。“责权利”结合的政治问责基本原则，在中国一直没有真正落实。法律责任追究一直有一个避风港和黑洞。这引起了我们的深思：党委加强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其基本方式应当怎样才是比较合理和没有风险的？
取消党委政法委的说法，不是危言耸听。1988年，中共中央曾经决定，撤销全国各级党委政法委员会，作为过渡，设立政法领导小组。全国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市撤销了政法委。其目的，就是保障各个司法机关的宪法规定的各司其职的职能，依法独立办案。党委只限于方针政策的领导和组织路线的领导，不干预具体的案件。1989年风波后，这一文件和做法夭折，各省不但恢复了政法委，反而加强了其权力，管干部，管案件，各地党委直接干预案件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出现了大量的问题。
党委为什么不能干预具体的案件？因为这直接违反了司法的“亲为”原理，导致“审的不判、判的不审”，导致法庭变成了没有实际审判权力的虚假的表演场，所有的法官和检察官变成了不负责任的傀儡，变成了贯彻某种意图的工具。这是制度性缺陷，同人性无关，同人的素质好坏无关。
一个案件，没有亲自参加法庭审判，没有听取双方的意见，兼听则明，没有对每一个事实、每一个证据进行细致的质证分析，没有对法律的深刻理解，法理的精确辩析，是不可能作出准确的判断的。法庭的作用，不是法官就特别高明，而是因为有一套制度保障他能够最大限度地逼近事件真相，最大限度地公开，最大限度地查明成文法条文，最大限度地逼近法律公平正义的真谛。法庭还用质疑、对抗这种工具，去发现隐蔽的细节；法庭还通过他的高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法庭还通过合议表决，防止和限制专断；法庭还通过上诉抗诉，设立纠正和监督程序，最大限度地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而政法委的问题，在于他是一个不参加审判的、以内部汇报内部磋商进行决策的机构。他的工作启动和意见的形成，往往是内部要报，内部汇报。这时候都是单方的。不可能有被告的意见，律师的意见。只是一种偏听偏信。根本不同于法庭的兼听则明和有法律标准的辩明。而他一单批示了，各级司法机关往往按照这个意图去贯彻落实，而不是客观地去查明。有的党委、政法委、纪委领导批示后，报纸、电视上就进行了定性报道。社会舆论已经形成，被告的形象已经定型。这时候的公、检、法，已经有了一个指导意见，只能按照这个口径坚决办上去，而不能违背。他们是贯彻意图，而不是客观办案。体现在实际办案中，就是“做案子”，而不是“办案子”。一旦一个罪名不成立，也要找出其他罪名把他办了，以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冤假错案就这样形成。
在中国的党委政法委实际由侦查机构掌握的情况下，侦查观点往往强加到法庭观点之上。“有罪推定”就成了必然的结果。所有已经发现的错杀案件，都是公安机关，通过政法委，压制了检察、法院的正确观点，强行决定判决死刑。检察、法院不敢直接反抗，只有采取判处死缓、判决无期，来保留一点余地，防止错杀的后果。而这种冤案，如果没有佘祥林案“死人回家”这种不可掩盖的后果发生，都会被死死地掩盖起来。因为公、检、法在政法委的领导下，会死死抱团，共同订立攻守同盟，不让冤案曝光，首先是不让他平反。这样他们集体安全。公检法沆瀣一气，一个冤案百姓和几个家属，是根本翻不起大浪，无法同其对抗的。
因此，要建立科学、文明、理性的司法秩序，除了对现有《刑事诉讼法》要进行大修之外，司法改革还必须考虑撤销党委的各级政法委。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要进一步研究和改进。可以在党委办公厅里，设一个政法处，负责联系政法各部门和司法部门，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的领导，绝对禁止对个案的干预。（2011-6-2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