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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人与日侨离婚的处理问题的复函

1954年5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

    天津市人民法院：
    你院1954年4月2日法一外字第243号请示关于中国人与日侨离婚的处理问题，我们经研究并征询外交部等有关机关的意见，现就你院来文所说的几个案件在处理上，提出如下意见：一、仇大海与华玲离婚及李正雄与光濑道子离婚两案，女方回国时有的把结婚证书留下，有的把她个人所有衣物全部带走，可见女方已无意再与男方继续共同生活，什么夫妻感情。更主要的是归国日侨一般的已不可能再来我国，我法院也不可能征求她们的意见，因此如不是别有原因，我们认为可以判决双方离婚。
    二、陈炳昌与■井良子离婚案，因陈在台湾还另有配偶，而■井良子已有书信表示愿意离婚，故也可判离。
    三、你院今后如有需要商榷解答的问题，希仍送华北分院处理。

          附：天津市人民法院关于中国人与日侨离婚应如处理的请示 1954年4月2日法一外字第243号
    最高人民法院：
    一、本院受理仇大海（男，中国人）与日侨华玲（女，原名蒲上华子）离婚一案。据了解原告与华玲于1951年年底向我区政府申请登记结婚（介绍人为另一日侨名黑上房子，已于1953年归国）。但在未批准前，即已同居，婚后并无子女，又华玲于日降后被匪山西铁路局留用。曾取得匪山西的入籍证明，1952年华玲之父自日本来信，以其母病危为理由，召华玲回国。同时华玲与仇某感情平常，经济情况又不甚好，故华玲于1952年10月间返回日本。华玲走时，双方未办离婚手续，据仇某谈：她曾将结婚证留下（已交我院）口头表示同意离异。华走后曾来信托仇某买东西。据本院推测，双方感情可能不太环，或仅因经济问题而离异。男方提出离婚，可能为了再结婚，本市公安局外侨科认为：华已归国再入境，则不易，而且我们可以掌握，事实上双方形同离异。似可根据男方请求判决离婚。本市外事处意见：“因一方不在的涉外离婚问题，如不在之一方居于未建交国（特别是在日本）很难取得不在一方同意离婚的合法证明，仇与华之离婚问题，既无法取得合法证明，华在津又无代理人可令仇出具华同意离婚之私人信件，由仇盖章（或签字）证明属实再由法院判决离婚，华与仇双方事实上已离居又无子女，再入境之可能极小”。该处已于本年1月25日以外侨（54）字第6号报告，请示外交部，但迄今尚未获批复。本院同意该处意见，惟如是处理是否妥当，请指示。
    二、李正雄（中国人，男，现在本市电信局任技术员）申请与返日之妻子光濑道子离婚，据李谈：于1946年与道子在东北四平结婚（有匪四平市府批示，已交案），1947年迁居本市，1948年生一女，婚后感情甚佳，惟道子素患神经衰弱症，1950年4月以后转剧，变为分裂性精神病，经医治收效不大，至1953年我国红十字会协助日侨归国时，道子即与本人商议回国，并函询其父，回信称：可由我夫妇二人自作决定，道子当向公安局申请返国后伊又考虑达两月之久，遂于1953年5月回国，临行时将其个人衣物均已携去，并曾协议离婚，但未办手续。道子返国后于同月曾来一信，以后即不通消息。她亦未将女孩带走等语。现根据道子健康情况，很难返回我国，因此申请离婚，生女即由其抚养。经向电信局了解，道子返国时，李某曾向组织上和工会谈过，领导还予借款照顾，并代其小孩解决托儿所问题，但未谈及已否离婚，又李与道子以往感情甚佳，查光濑道子返国时既未将其女孩带走，复将个人衣物携去，拟依照上述仇大海案外事处之意见，令李正雄征询道子对离婚及小孩之意见（有无财产纠纷），如道子同意离婚即可判离。
    三、原告陈炳昌（男，台湾人，现任本市劳动局工程师）申请与日籍妻子■井良子（又名陈芳英，年34岁）离婚，据陈某称：于1943年11月间与良子在日本大阪结婚，婚后并无子女。我于1947年1月间回台湾原籍，1948年又在台湾与钟全妹（台湾人）结婚，婚后5个月，良子也自日本去台，为与良子离婚纠缠甚久，后双方商议到日本办理离婚手续，遂于1952年10月以访问亲戚名义，领得台匪外交部护照去往日本，到日本后因系临时户口，日本法院不能办理离婚手续，故仍未解决等语，原告即于1953年6月单身参加旅日华侨归国团体同年7月来津，由政府分配到津劳动局任工程师，复据原告称：归国时曾征求良子意见同来我国，而她因家有父母，生活不成问题，不愿同返，后去信叫她参加二、三批归国华侨（因良子在台曾入中国籍）：伊仍无意回来，复信说要离婚，（有日文信一封为证，已交案），她既不愿回来，也无财产争执，我请求法院判决离婚等语。我院认为原告在台尚有妻钟全妹，现拟与日妻■井良子离婚，而良子与陈某尚有信件往来，拟也依照上述二案之办法办理。
    以上三案情节大致相同，惟我院所拟意见是否可行，请一并核示。
      1954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