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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转业军人婚姻问题的批复

1953年5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

    河北省人民法院：
    你院所属任邱县人民法院于1953年4月11日以民字第1号报告请示关于转业军人刘奎龙与王大体婚姻问题。查来文是油印的，前后款是用墨笔填写的；料想你院也同样收到一份。特将本院批复连同来文抄件送给你院。
    本院认为，王大体未经合法与刘奎龙离婚，私自改嫁，是错误的。但转业军人刘奎龙参军后，离家十年没有给家来信，王大体因查询不到刘奎龙下落，乃于1948年与赵各庄毕会生结婚，现已六、七年，并已生两个小孩，坚决不愿与刘奎龙恢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任邱县人民法院动员刘奎龙同意离婚是对的。他现在虽然不同意与王大体离婚，希你院转告任邱县人民法院应本着爱护转业军人的政策，彻底体现司行字第820号联合通知关于《革命军人婚姻问题纪要》第三问题处理意见（一）的精神，具体地帮助他解决困难问题，耐心地说服刘奎龙同意离婚。希即转告。

          附：任邱县人民法院关于转业军人刘奎龙与王大体婚姻纠纷一案的请示民字第1号
    最高人民法院：
    刘奎龙，男36岁，任邱县第三区大王果庄人，转业军人。
    王大体，女，36岁，任邱县第二区前赵各庄村人，农民。
    一、发生问题的原因：
    王大体从19岁与刘奎龙结婚，感情一般。刘奎龙从1939年参加解放军，当战士。转战山西、陕西，1952年10月从湖南长沙转业回家时任管理排长。
    王大体从1948年旧历2月11日没有经县、区正式手续另行改嫁，与赵各庄毕会生结婚。其改嫁原因据刘奎龙的弟弟刘奎元谈称：自参军后，相隔10年的时间与家无通信联系。（1949年2月才给家来信）。1947年6月、1948年秋前相继在前线报上登载找寻也无下落。1947年有大王果庄刘振岗同志在延安教导队工作，委托刘振岗同志给查阅刘奎龙同志的下落，刘振岗同志来信也没找到。同时有剧社的一个女同志曾经动员过王大体说：“男人参军十啦年没音信你不改嫁干么”。因此向刘奎龙同志的父亲大哭，刘之父给她劝解，让她等一个时期再说。又到县府民政科讨论，也劝说等一个时期再说。
    1948年有西古贤村退伍军人崔花荣原先和刘奎龙同志在一个部队，又向崔同志打听刘奎龙同志的下落。崔同志说：“1941年至1943年在一起了，以后就没见过他（指刘），打听了几次没准信，不敢确定有没有了。”
    刘奎龙同志的家庭有7口人，父母、弟弟、弟妹及弟弟家两个小孩，耕地15亩。（调查18亩）有房5间，回家后又分给他砖房3间，养驴一头，生活尚能维持。王大体在未改嫁前与公婆关系很不好，有时闹病不给治，并说她装病，改嫁前四、五年，即经常住娘家。刘奎龙自己承认：“……西古贤的一个复员军人说我死了又因她有病，可能我家长对她招待上不够……”基于以上原因，王大体未向政府申请而另行改嫁，已经生有两个小女孩，大的6岁、小的5个月。
    关于这个问题，在1949年4月间，因刘奎龙来信后刘奎元曾向政府控告王大体私自改嫁，因为王大体那时因怀孕6个月，进行动员，王大体坚决不回刘奎龙家，而刘奎元给刘奎龙去信，说明王大体已经改嫁，刘奎龙给家中来信也未提及此事，当时未作完满解决。1952年10月刘奎龙转业回家，才又提起控诉，坚决要求与王大体恢复夫妇关系。
    二、对本案的处理经过
    结合转业委员会、民政科、妇联会以及大王果庄、边各庄、前赵各庄三村的干部，首先动员女方与毕会生脱离关系，仍与刘奎龙恢复夫妇关系，与转业军人作夫妇，是无尚的光荣。而王大体坚决不回去，又对刘奎龙作动员说明转业军人回家生产，结婚而是为了安家立业，双方已经十几年不在一起，她已改嫁七、八年，生有两个小孩，已失去夫妇感情。再者你的家庭及群众都一致认为你已经牺牲，在这种情况她才改嫁，不能认为她改嫁完全是非法的。经过这样大的场合共计5次，双方各走极端，此外，转业委员会李芳型同志与刘奎龙个别谈过两次，民政科朱科长个别谈过一次，仍不听从。但是关系到转业军人的婚姻问题，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司行字第820号联合通知第三问题第（二）款，对女方处理于事实有些不妥，而将婚姻判离，刘奎龙又是多年的老革命军人，又恐造成坏的影响，我们感到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得不出一个正确的结论，特此呈请从速赐示为盼。
      1953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