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古装剧《长安十二时辰》大热。剧中最让法律人感兴趣的，无疑是对唐代法律的完美呈现、忠实运用。中华法系源远流长，而唐代为其鼎盛辉煌时期。唐朝以“律令格式”为基本骨架，建立了完整的法治体系。《长安十二时辰》对唐代的法条罪名、司法制度等多有展现。

“十恶”大罪

剧中主角张小敬被带出死牢后，对着眼前的檀棋和门后的李必说，“我所犯之罪乃十恶之九，是不义罪”（第1集）。

什么是“十恶”？

中国有个成语叫“十恶不赦”，“十恶”就是古代性质最为严重的十种罪行，在天下大赦之时罪犯也不会被赦免。

“十恶”大罪从秦朝开始就有，到南北朝时期的北齐时，统一规定为“重罪十条”，即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隋朝建立后，将“叛”和“降”两条合并为一条，增加“不睦”，成为新的十项罪名，并统称为“十恶”，第一次完整地概括了秦汉以来的重大罪名。

唐承隋制，沿用了“十恶”大罪的分类概括，并在《唐律疏议》第一卷《名例》中就指出，“五刑之中，十恶尤切，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特标篇首，以为明诫”。

“十恶”大罪，一曰谋反，也就是谋危社稷，推翻政权。二曰谋大逆，毁坏皇帝的宗庙、陵寝、宫殿，妄图挑战皇帝祖宗和皇帝本人的权威。三曰谋叛，即投敌叛国。这三项重罪前面都有个“谋”。即不管做没做，只要说过一两句类似的气话，都是杀无赦。四曰恶逆，殴打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等尊近亲属。五曰不道，犯罪手段特别恶劣，如灭人满门，搞邪门歪道画圈圈诅咒人等等。六曰大不敬，偷皇帝的印信，给皇帝配错药，御膳房的饭没做好，指责皇帝，对皇帝身边人不尊重，凡是冒犯皇帝尊严的罪都在这里面。七曰不孝，不孝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八曰不睦，一家人不和睦，特别标明妻子殴打丈夫也列入此项罪行。十曰内乱，亲属之间那些难以启齿的丑事。

张小敬犯下的是第九项“不义”罪，主要是百姓谋杀父母官，下级谋杀上级。妻子死了丈夫，哭得不伤心，或尸骨未寒就改嫁，也被列为“不义”。

张小敬下狱之前任长安万年县不良帅。“不良”是唐代各级官府中主管侦缉逮捕的小吏，又称“不良人”，类似后来的捕快。“不良帅”就是“不良人”的头目，相当于后来的捕头。张小敬杀死顶头上司万年县县尉，很明显就是“不义”罪。犯下此罪，未遂的流放两千里；造成人身伤害的判处绞刑；致人死亡的判处斩刑。

死刑复奏

因为犯下“不义”重罪，张小敬说：“刑部和大理寺已定了斩刑，永无赦。”

大理寺是唐代最高审判机关，负责审判中央朝廷百官犯罪及京师徒刑以上的案件，审核刑部转来的地方死刑案件。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机关，主管全国司法行政事务，复核大理寺判决和州县上报的徒刑以上案件。

大理寺在判案上需要和刑部互相配合。张小敬犯下的是“十恶”重罪，且在京师犯案，按规定应该先由大理寺在二十日内审理完毕，判处死刑后将案卷材料移送刑部复核。刑部复核结果如与大理寺不同，则移交大理寺重审，重审期限不得超过十五日。

正是建立在对唐代司法审判程序深度研究的基础上，《长安十二时辰》的编剧才将张小敬的死刑设定为大理寺和刑部一起决定，而不是大理寺或刑部单独行为。

剧中丁老三问张小敬：“你办完差，朝廷给你什么好处啊？”张小敬答：“回死牢，等斩刑复奏。要是运气好的话，还能再看一眼柳叶子。”言语间，无限凄凉（第29集）。

这一细节，又牵涉到唐代的死刑复奏制度。大理寺判处死刑，刑部核准后，已经被判处死刑的人犯，在行刑之前要再次奏请皇帝核准，方可处死。

即使是皇帝下令斩立决，执法部门也必须反复上奏请示，得到最终核准后才能执行。在京师地区行刑要五次复奏，在地方州县行刑要三次复奏。

复奏速度不能太快，必须隔天进行。五复奏，行刑前一天复奏两次，当天复奏三次。三复奏，行刑前一天复奏一次，当天复奏两次。如不等皇帝最终核准就处决人犯，执法官员要流放两千里外。即使皇帝批准了死刑判决，也要等到诏书到达三天后才能执行。执法官员如敢提前行刑，判处徒刑一年。

这就让皇帝有足够的空间严格按照律文定罪，有足够的时间思考是否必须杀人，以免错杀。复奏期间，案情如有变化，还可以及时纠正。这样一套流程，体现了唐代对死刑的慎重态度。

审讯制度

剧中靖安司证物室墙上有“验诸证信，必反复参验，审察辞理；而立案同判，违者杖六十”字样（第33集）。

这段文字出自《唐律疏议》卷二十九《断狱律》，但前后颠倒、错讹脱漏甚多。原文为，“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违者，杖六十”。

这是唐律关于审讯制度的重要条文。要求司法部门审讯犯人时，先根据犯罪事实审察供词，并与其他证据反复比对验证。如还无法作出准确判断，才能用刑拷问，拷讯的经过必须完整记录在案。司法官员如不遵守这套程序，就要打六十大板。

除此之外，唐律还规定，用刑不能超过三次，每次间隔必须在二十天以上。犯人如果顶住三次用刑还不认罪，则可取保释放。司法官员用刑致人死者，要判处徒刑三年。

唐律强调通过“反复参验”的方法，综合利用各种证据确定犯罪事实，用法律将刑讯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要求依法刑讯，体现了中华法系的人性光芒。

唐律如此完善进步，与李林甫的贡献分不开。

法治教训

剧中林相的原型李林甫，确实对盛唐立法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他担任首辅宰相期间，对唐朝开国之后尤其是玄宗登基以来的律令格式进行了全面清理。将原有的七千多条律令格式，删去一千多条，修改两千多条，最终修成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开元新格十卷，以适应政治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加强对各个层面的控制。

更重要的是，将唐朝行政制度法令大部收入其中的《唐六典》，在李林甫手上最终完成。《唐六典》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行政法，但具有行政法典的性质，至少是一部便于查阅的行政法规工具书，彰显了唐代的行政法令的完善。李林甫由此成为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绕不去的法治人物。

作为李林甫在剧中的化身，林相时不时将严守唐律挂在嘴边。刑部尚书为罗织李必等人罪名，建议在供状上做文章，林相反对，“唐律是我修的，我得守”（第28集）。俨然以“依法治唐”为己任，似乎要做依法理政的表率。

而剧中朝廷健康政治力量的集结地——靖安司中，一群好人都在花样犯罪。

天宝三载上元节这天，张小敬为查处狼卫藏身之处，被迫按照葛老的要求说出暗桩小乙的名字，并将其杀掉。以致犯下唐律重罪，依律应处以斩刑。正如崔器所说，“若是查出与葛老有何交易”，张小敬便会犯下“十恶”大罪中的“谋叛”罪（第8集）。就算张小敬和葛老之间的事经得起查，但他为了转移狼卫视线，给狼卫画出了右相府防御图，是为通敌，同样犯下“谋叛”罪。数罪并罚，张小敬只能去死。

李必为劝林相允许何执正参加上元节御宴，情急之下要硬闯李府，被保卫李府的右骁卫军官摁住。李府管家李四方搬出《唐律疏议》第312条，“殴佐职者徒一年，李公碰了他们，就算殴，须吃一年的牢饭”（第6集）。

《唐律疏议》第312条属于第二十一卷《斗讼律》。该条规定“欧佐职者，徒一年；伤重者，加凡斗伤一等；死者，斩”。

剧中的法条没毛病，但有个错误。这条唐律的犯罪主体是“所部吏卒”，即佐职所在部门的官吏。李必在剧中的官职是靖安司司丞，并非右骁卫官员，不属于《唐律疏议》第312条要惩治的犯罪主体。就算李必扇了右骁卫军官耳光，也触发不了《唐律疏议》第312条的惩戒机制。

李必真正犯下的是长官对下属的失察罪。张小敬追捕狼卫，若是致使长安骚乱，李必犯下失察罪。所用之人有违法犯罪行为，李必一同领罪。若发生人命损伤，李必劳动改造三到五年。若是惊了皇帝圣驾，李必必死。

八品小吏徐宾为了筹措研究竹子造纸的经费，不惜将名下的250亩职田给当了。

职田又称职分田，是唐代官员俸禄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员可将名下的职分田出租出去，所得收入计入个人工资，占官员收入的三成左右。但职分田的所有权属于朝廷，官员只拥有使用权，退休之后要交还朝廷，不能私下买卖。若公然卖田，按《唐律疏议》中的《户婚律》，属于“妄认、盗贸卖公私田”罪，“一亩以下笞五十，五亩加一等；过杖一百，十亩加一等，罪止徒二年”。

剧中最让人玩味的，是靖安司中人宁可以身试法，也要挽救长安百姓于危亡之中。张小敬、李必是为了查案捉狼卫。徐宾是为了改进造纸术，降低大唐重建户籍田亩档案的成本。

而林相却处处拿出唐律，妄图以法律的名义制裁靖安司，法办张小敬、李必。唐律，在林相的手中，只是打击政敌的工具，实现野心的武器。

为夺靖安司之权，林相让吉温、元载直接搬出了《唐六典》。剧中元载在靖安司诸人面前，字正腔圆地读道：“《唐六典》卷十三，凡两京城内则分知左、右巡……则量其轻重而坐所由御史。”

按照《唐六典》卷十三《御史台》中收录的唐代行政法规，御史台作为唐代中央最高监察机构，主要任务是监察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的言行职事是否合乎法律规范。这就有了司法职权，同时具有起诉、审判等权力。御史台甚至还设有监狱，被称为“台狱”。

殿中侍御史作为御史台重要属官，其中一项司法职责就是巡查京师长安地面上的不法之事。因此，吉温以御史台殿中侍御史的身份接管靖安司，确实有法可依。

如果说林相动用《唐六典》，以法律的名义夺取靖安司之权，还算于法有据的话。那他在审理何孚时，赫然拿出御史台、刑部、大理寺三枚大印，已经是知法犯法、违律专权，视大唐司法体制如无物。

按照唐律规定，朝廷遇有重大疑难案件，由大理寺与刑部、御史台组成三司联合审讯。三司推事，旨在防止个别部门营私舞弊，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但在圣人将朝政几乎全部交由林相打理的特殊政治背景下，这一用心良苦的制度形同虚设。

在林相看来，唐律是他制定的，自然要为巩固个人权力服务。林相及其党羽对唐律的所谓坚守，更多的是以法律的名义打击政治对手，争夺对朝政的主导权。

从古至今，法治的完整意义，绝不仅是简单依据法条断案定罪，政治效应、社会效果是法治更应该考虑的。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